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？

早年军统局最年轻的处长沈醉是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，时间是1960年11月，他后来曾经回去探望仍然被关押的徐远举、周养浩等原“同事”，特地还带了一本***《红岩》，并且对徐远举说：“这部***写的很好，很受读者欢迎，希望你能对照***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，争取早日获得特赦”，后者当时比较乐观：“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，你就等着给我们接风吧”，显然，徐远举低估了这部红***的威力。

对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关押的各种战犯实行特赦，始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，这一年的9月1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央的决定和特赦令：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，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，宣布特赦是适宜的。。。”，比较聪明的徐远举知道第一批轮不到自己，作为保密局“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兼侦防处长”、重庆“11.27大***”的刽子手，他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。

徐远举是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抓获的，那一天是他35岁的生日，随后押赴西南军区设于重庆郊区四德村的拘留所，再转至白公馆关押，最后才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作为毛人凤的得力干将，他先后主持了破坏“挺进报”、在重庆解放前夕又亲自指挥了对监狱中革命者的大***、以及对重庆各重要设施的爆炸破坏等，***如麻，罪行累累。

对这些罪恶徐远举心知肚明，所以刚被捕时情绪非常低落，曾经对同伙说：“别人可以不死，特务不能不死；特务可以不死，我徐远举不能不死”，几次转押期间都怀疑自己要被枪毙，事事怀疑，抵触改造。陈赓将军曾经专程去探望过宋希濂等黄埔校友，但是接见名单里并没有徐远举的名字，他感觉心灰意冷，为此还曾经跟宋希濂大打出手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徐远举渐渐了解了我党的政策，尤其是特赦令宣布以后，改造态度变得积极起来。1959年10月起，主动撰写交代材料，以“血手染红岩”为题目详细回忆了自己所犯的罪行，按照功德林管理干部的看法，徐远举的认罪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。他的材料结语是：在***的耐心教育下，我恢复了人性，分清了是非善恶，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，感谢党和***把我由鬼变成了人。

延至1964年底，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已经特赦了五批战犯，“军统三剑客”里面的沈醉已经出狱，但是特赦名单上仍然没有徐远举和周养浩二人的名字。徐远举虽然没有灰心继续在改造自己，然而***《红岩》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巨大影响，又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来功德林提审徐远举深挖材料的单位越来越多，令其压力骤增。

大约从70年代初开始，徐远举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，血压高的毛病也经常复发，而血压一高，他的脾气和嗓门就大，特别容易激动。1***3年1月19日，徐远举在曾经缝纫劳动时，因为心不在焉所缝制的10件衣服都不合格，当检验的管理干部要求他返工时，他再次激动起来，大吵大闹表示不服，事情过去以后，徐远举仍然不能平静下来，满脸通红。

肯定有啊，我不知道题主说的战犯是特指国内的，还是包括国外的。但是题主所提问的重点应该是在这个“死”字上，我国对被俘***战犯官员的改造中，就遇到顽固不化的，原***军长，刘秉哲、罗贤达二人，自己屡次试图脱逃，被抓回来后不但自己拒绝改造，还一直鼓动别人对抗改造。还有周元圣顽固抵抗改造，半夜冲击哨兵，诱骗其余战犯炸营哄乱。姜湘龄，拒绝改造，日夜吵闹，引发同屋不满生隙，暗地偷藏伙房斧头，趁夜砍杀同屋，至一死一伤。这些人的下场，可想而知，这叫自作孽不可活。

这应该符合题主所问，其余***，病死的，应该是正常死亡，不符合题主所问。我国解放后关押的战犯，国际上二战后关押的轴心国战犯，都是胜利者一方，为彰显自己合法性，正义性，以及风度的产物，所以在审判程序，关押条件这些方面，还是做的很好的，基本能保证公开透明，而且上层关注度很高，很重视，直接接触的人也没法做什么小动作，也没必要做。

有时候说谁谁谁手头有血债，其实大家也清楚，这是阵营之间的事，迁怒于个人头上算账，显得小家子气，当然德国纳粹对付犹太人，日本人对中国平民实施***，证据确凿的，已非战争罪，而是反人类罪，基本都是判绞刑的，这方面我国当时社会组织混乱，很多证据无法提供，让许多日本人得以逃脱，这是中华民族心头永远的痛。

最近央视上映的《特赦1959》特别的火热，此电视剧真实反映了建国后***战犯管理工作，展现出我党政治智慧和伟大魄力。

建国后，为了便于对战犯的教育和管理，1956年以后，中国***把***战犯集中关押在北京功德林、辽宁抚顺、四川重庆、山东济南、陕西西安和内蒙古等地。

坚持“惩治与宽大相结合，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”的改造方针，取得了巨大成就。从1959年至1***5年，先后七批次释放了数以百计的***战犯，使得他们重获新生。

而不同的战犯由于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，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，一些战犯身体出现疾病，但在战犯管理单位精心治疗下，大部分从新获得健康，但也有个别人因为年龄和疾病严重等原因，最终没有走出战犯管理所，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以下几位：

【一】汤尧。合肥武备学堂、陆军大学特别版第5期毕业，曾任黄埔军校上校兵器教官，1949年12月任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，并兼任第8兵团司令官，1950年1月23日在云南元江被捕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进行劳动改造，但是最终他没有走出管理所，于1962年在关押中病逝。

我们就说说871名***战犯吧。死在改造期间，这种情况当然有，比如恶贯满盈的“大特务”徐远举，比如《特赦1959》中蔡守元的历史原型张淦等，但他们都是病死的。

因为，相关部门对各类战犯定下的基调是一个也不杀，连徐远举，周养浩，康泽等双手沾满了***人鲜血的人也不杀。

蔡守元

第一类以蒋介石等为代表的头等战犯，原本为80人，后来又加入了在双堆集战场命令部下释放毒气的第12兵团司令黄维，计有81人。

可实际在押的头等战犯，只有杜聿明、王陵基（原四川省府上将***）、黄维等三人。

第二类为首要战犯，实际在押的为方靖、王耀武、马励武、宋希濂、沈醉、徐远举、周养浩等66人。判定首要战犯的标准为：中将及以上师长、军长、副军长、兵团司令、省府***、省党部书记长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。

但18军少将军长杨伯涛、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等***军实力人物，虽然不符合标准也被归入了此类。

特赦1959剧中的周养浩

功德林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？

当然有死的，不仅有病老而死的，还有被杀的呢！

很多***将领在被俘虏时，决议***，最终没有死成。这种人代表有宋希濂和王云沛。

宋希濂担任***军队第十四兵团总司令，在白马山之战后主力被击溃，就分散逃走，脱离国军战斗序列，在川南山区到处跑。到大渡河时，有个警卫说“七十二战，战无不利，忽闻楚歌，一 败 涂 地 ！ ” 宋希濂就起了效法项羽“乌江自刎”的念头。***时，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过了他的***，不多时，宋希濂就被俘虏了。

王云沛是***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，***解放浙江时，他走投无路，一头扎进大海里只求一死。没想到***战士把他捞了上来。一次死不成，就不想第二次了。王云沛骗战士“我是当兵的”，没想到战士直接拿出了他的照片，于是就成了俘虏。

到了战犯管理所，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，想要逃跑。刘秉哲、罗贤达二人，在***部队里均为军长，关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，被抓回后，仍不甘心，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。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，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，不仅自己时常寻找着逃跑的时机，还怂恿其他战犯***出逃。有一天夜里，他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：“大门打开啦，赶快逃跑呀，大家快冲啊！”他一边喊，一边向警卫冲去。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。为效忠“党国”，拒不服法，动辄叫骂声声。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，他竟心存怨恨，夜持斧头，砍伤两个熟睡者的脑袋，致使一人死亡，一人重伤。当然，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，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

还有很多不知名战犯，在管理所里闹出了各种***的戏码。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，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，有的吞金，有的喝蓝墨水，有的跳楼，有的跳井……为了防止战犯***，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，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，把想***者安置在里面。

在《特赦1959》中表现很好的沈醉，其实在管理所里写了不少的“反诗”。比如“绛帐新垂列绮罗，满庭桃李尽娇娥，东风枉费吹嘘力，不及前朝雨露多。”再比如“全城锣鼓响喧天，满庭笙歌夹管弦。悄问座旁邻院女，今宵花月为谁妍？”有人算过，沈醉在几个月就写了上百首反诗。

一开始，战犯们在管理所不敢交代自己的罪行，不愿意多说话。可是他们最后却发现，***把他们关起来，其实时保护他们。徐远举、周养浩等特务曾经把被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三百余名***政治犯全部***，包括著名的***人罗世文、车耀先、许晓轩等。1952年清明节 ， 重 庆 有 数 千 人 到 白 公 馆 烈 士 墓 前 扫墓，“坚决要求镇压反革命！”“为死难烈士报仇”的口号声震天动地。特务们发现，***战士荷枪实弹挡住群众，保护了他们的安全。

战犯们越来越认识到共和国的战犯管理政策，开始争相交代罪行。***第二兵团七十军代军长邓 军 林 交 待 了 一 桩 他 人 不 知 的 血 案 。 当年，他在沂蒙山区时，曾活埋过一位参加革命的母亲。那一幕惨剧，至今仍时时萦绕在心，使他永远不能忘怀。当刽子手将这位被绑着的年轻母亲推进土坑后，又残忍把孩子地丢进去。孩子倒在妈妈身边问 ：“妈妈，我睡哪头？”

事情很快变味了。一些战犯开始吹牛，吹嘘自己多大官，干过多少大事，想从中得到管理所的有待。一些特务小喽啰硬说自己时大特务，还把上司的事情扣在了自己头上。可是这些旧社会带来的吃空饷、欺上瞒下的伎俩怎么会欺骗到管理所，最后都被揭穿了。